发掘单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观村遗址位于成都市郫县红光镇三观村六组，西北距郫县县城约5.8公里，东南距金沙遗址约13.6公里，海拔约为537米。遗址区域内地势平坦，保存状况良好，呈东北-西南向条带式分布，长约550米，宽约250米，总面积近140000平方米。
2009年4~5月，为了配合中铁瑞城“西郡英华”工程建设，郫县望丛祠博物馆在对施工地点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随即郫县“三普”办的工队人员赶到现场，经过详细勘查后将之列为重要遗址。2009年8~9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郫县望丛祠博物馆对遗址南部边缘进行了试掘，布10×10米探方8个，发掘总面积800平方米。遗址的地层堆积分为7层，第⑤-⑦层是先秦时期文化层，为了学界同仁能够及时了解遗址情况，现简要介绍如下。
宝墩文化遗存
宝墩文化时期的遗迹单位包括遗址的第⑦层，以及开口于⑦层下的8座房址（F1-8）、11个灰坑（H3-10、H13-15）、2条沟（G2、3）、2个卵石堆（L1、2）、4座墓葬（M2-5）。
房址为地面式木骨泥墙建筑，挖有墙基槽，基槽内有较为密集的木骨洞。居住面经过平整，较硬。形制分单室和双室两种，单室者一般面积较小，平面呈长方形，双室者一般面积稍大，平面呈吕字形。只有F1发现门道，位于房址的西北角。房屋内未发现任何遗物。
灰坑平面多呈近圆形或椭圆形，其次为不规则形，还见有圆角梯形。剖面多呈锅底形，个别斜壁内收、底较平。填土为褐色土或黑褐色，土质一般较紧密，个别含有灰烬和小卵石，均出有陶片。
两条沟都比较直，不同的是G2窄且浅，斜壁内收，底较平，G3宽且深，剖面呈锅底形。填土均为黑褐色土，土质紧密，夹有少许灰烬和零星红烧土块，出有陶片。
两个卵石堆平面均呈椭圆形，由大小不一的卵石组成，小的2.5厘米左右，大的7.5厘米左右，打破生土直至生土下的沙层，推测与当时居民汲水有关。
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壁较直，墓底平坦。M3保存相对较好，有头骨和零星肢骨，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南。填土为褐色或黄褐色土，土质略硬，均未发现随葬品。
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不多。夹砂陶以褐陶最多，黑褐陶次之，还见有少量红褐陶和灰陶。泥质陶以橙黄陶数量最多，次为黑皮陶、灰白陶，亦见有少量灰陶。大部分器表都施有纹饰，一般为绳纹，还见有弦纹、网格纹、戳印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等。器形包括罐（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窄沿盆、壶、豆、器盖、穿孔器等，其中以花边口沿罐的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石器有斧、锛、凿、矛等，均磨制，加工精致。
十二桥文化遗存
十二桥文化遗存的遗迹单位包括遗址的第⑤、⑥层，以及开口于⑤层下的4个灰坑（H1、2、11、12）、1条沟（G1）、2座窑址（Y1、2）、1个灶（Z1）、1座墓葬（M1）。
灰坑的平面形状不一，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剖面以锅底形为主，还有斜壁内收、近平底者。填土为褐色或红褐色土，均包含灰烬，有的含沙，土质较为松散，只出有陶片，未见其他遗物。
沟较直，宽窄基本一致，直壁，底部较平，甚为规整。填土为红褐色土，含少量灰烬，土质紧密，出土遗物仅见陶片。
灶平面呈圆形，弧壁，底部有一层红烧土板结硬面，填土为黑褐色土，夹杂大量灰烬，出有一大型陶罐。
两窑址都被天然气管道所压，所以只能做局部清理，清理部分均为窑床部位。窑床平面呈圆形，斜直壁，底部较为平坦，烧结面清晰可辨。窑内填土为黑褐色土，含大量灰烬及红烧土块，出土较多陶片。
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壁垂直，墓底平坦。仰身直肢葬，头向朝东南，双手置于胸际，由于被晚期坑破坏，下肢只保存左侧大腿骨，未见随葬品。
出土遗物见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主要为夹砂陶，泥质陶较少。夹砂陶中褐陶最多，其次是红褐陶和黑褐陶，灰陶数量最少。泥质陶中以黑皮陶最多，其次是橙黄陶，还见有灰陶、青灰陶、灰白陶等。绝大部分器物为素面，只有少数施纹。纹饰有弦纹、重菱纹、方格纹、绳纹、戳印纹、附加堆纹、乳钉纹、凸棱纹、鱼眼纹以及镂孔装饰等，其中以弦纹和重菱纹所占比例最大。器形有平底器、尖底器、圈足器，种类繁多，包括罐（小平底罐、高领罐、尖底罐、敛口罐、广肩罐、直口罐）、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盂、壶、钵、盆、缸、瓮、簋、豆（高柄豆、矮柄豆）、圈足、器盖、袋足以及纺轮等。石器仅出土一件石锛，磨制，甚为精美。
发掘的意义与收获
1、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是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两个重要的文化阶段，目前这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同时出自同一遗址的情况并不多见，而且此次试掘出土遗存丰富，不仅有大量陶器、石器，还有房址、灰坑、灶、陶窑、墓葬等诸多遗迹，为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2、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均发现有墓葬，而且葬制、葬式相近，为研究这两个文化阶段乃至整个成都平原先秦居民的丧葬习俗及其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材料。
3、此次发现的宝墩文化阶段的房址数量较多，前所未有，而且形制比较清晰，是研究宝墩文化的聚落形态以及社会结构不可多得的材料。
4、该遗址是在“三普”期间发现并发掘的，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地位必将被列为成都市“三普”的重要遗址，为成都乃至全国的“三普”工作增添了亮丽的一笔。（执笔：刘雨茂、杨占风、钟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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